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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岁小姑娘的故事

 
  
    我们无法感受到他们生活的世界,或许只有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,我们才可能更深切地体会,到底该怎样去关注、关心、关爱他们……

    一个由于一次“意外”被夺去听力的小女孩,为什么会走上艰难的维权之路?她的听力还有没有希望恢复?11月底,记者走进了这个小姑娘的生活。

    引子

    一针“抗生素”跌进无声世界

    “第二排的同学朝左转……”11月24日,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在给孩子们排练蒙古族传统舞蹈。

    第二排,大眼睛,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注意力并不“集中”。她的目光总会时不时透过面前的落地镜“扫”向别处。镜中,一位长发齐腰的中年妇女夸张地动着嘴唇,把老师的话一字一字地重复,然后伸出右手,做了个“向左转”的手势。

    “马尾辫”看见“提示”,轻轻晃了晃。

    小姑娘叫迟荣星,今年刚10岁,虽然只有五年的“舞龄”,却已多次在国内乃至国际少儿舞蹈比赛中获得大奖。镜子里给迟荣星打手势的是她的妈妈蔡新华。

    在这个16人的舞蹈班里,迟荣星是唯一一个戴着助听器练习舞蹈的孩子。而实际上,即便戴着助听器,她也只能隐约感觉到乐曲中每一节最强的那个音符。

    1997年11月22日,迟荣星出生在乌市新民路的一个普通家庭。

    但就在迟荣星出生8个月的时候,一次意外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。

    一天,由于感冒,小荣星在夜里就发起了高烧。已是半夜时分,蔡新华夫妇决定先抱着小荣星到诊所给她降体温。

    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诊所里,为了退烧,大夫朝小荣星的体内注射了一针“庆大霉素”。半个小时,孩子果然退烧了。可正是这一针,竟把小荣星从此推进了一个“无声”的世界。

    孩子退烧后,蔡新华夫妇的心暂时放了下来。

    1998年11月,小荣星刚满一岁时到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体检。这时大夫才发现,小荣星的听力几乎丧失,其损失达到了90dB,属于重度耳聋。

    医生的话让蔡新华夫妇后悔莫及———孩子致聋的原因正是因为注射了这种抗生素。小荣星最终被确诊为“神经性耳聋”。

    蔡新华夫妇抱着刚满一岁的女儿四处求医,但终一无所获。

    假“生长肽”让她再受伤害

    2000年3月,夫妇俩再次带着女儿来到某医院进行检查。检查时,他们遇到了时任该院脑干测听室技师的“大夫”齐兵,在他的推荐下,夫妻俩以4500元的价格为女儿购买了两部助听器。同时,齐兵还向蔡新华夫妇推荐了一种针剂———“细胞生长肽”,声称这种针剂是一种可以“营养神经”的“特效药”。

    尽管他们知道这种“细胞生长肽”价格不菲,一支就要80多元,一个疗程按至少30支计算,就要花费2400多元钱,而要想有效果,至少得用够两个疗程。没有丝毫犹豫,蔡新华夫妇立即东拼西借凑够了药钱。

    注射每天都在耳部不同的三个穴位进行,针每扎进去一下,小荣星就抽搐一下,嗓子里夹杂着痛哭时含混不清的呻吟。女儿流泪,蔡新华也跟着流泪。但一想到今后女儿可能会恢复听力,也只得强忍内心巨大的痛苦,坚持送女儿做“治疗”。

    一个疗程终于结束了。小荣星来到齐兵负责的科室里接受复查。复查结果让蔡新华夫妇很是振奋:小荣星的听力竟提高了20分贝。

    可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蔡新华夫妇产生了怀疑。在和其他同样接受注射的患者交流时,他们发现,只要注射满一个疗程,所有患者的听力基本都会提高,而且提高的程度居然都是20分贝。

    带着怀疑,蔡新华夫妇把小荣星送到了另外几家正规医院进行检查。但几次的检查结果却让夫妻俩再次失望:女儿的听力不仅没有提高,反而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,听力又有所下降。

    夫妻俩按照药品包装上的标识,向该药品的“生产厂家”———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进行求证。

    不久,蔡新华就收到了该研究所的两份致函以及在《健康报》上刊登的《严正声明》:证明齐兵销售给蔡新华夫妇的“细胞生长肽”是假药。

    维权漫长无声的等待

    女儿病情不仅没好,反而加重,使得夫妻俩决定用法律武器替女儿“讨个说法”。2001年,夫妻俩以监护人的身份将某医院告上法庭,提出包括医疗费在内共计1万余元的赔偿请求。

    天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,尽管蔡新华夫妇带女儿到某医院就诊属实,但他们所购买的助听器和“细胞生长肽”既没有医院的处方,也没有向医院交纳购药费用,而是私自从齐兵手中购得,所以不能认定齐兵的行为是职务行为。同时,在庭审中,蔡新华夫妇由于没能向法庭提供能证明“生长肽”是假药的证据,所以法院最终驳回了蔡新华夫妇的请求。

    不久,蔡新华夫妇在得到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的函复后,再次向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双倍返还孩子的医药费及购买助听器的费用。这次,直接起诉的被告是齐兵本人。

    该法院审理后认为,齐兵身为医院脑干测听室技师,明知自己没有处方权及销售医疗器械和药品的权力,却利用蔡新华夫妇的信任,私自推销助听器及药品,贻误了孩子的治疗,理应赔偿。随后,水磨沟区法院判令齐兵双倍返还医药费、偿还助听器款以及赔偿精神损害金等共计42407.8元。

    但齐兵却随后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。

   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进行了改判:由齐兵返还蔡新华夫妇购买助听器及实际药品的费用;蔡新华夫妇将这个功率并不适合的助听器还给齐兵。

    为了避免孩子因没有助听器,而导致听力损失增加,蔡新华夫妇只得通过熟人,另外购买了一个功率更高些的“二手”助听器,尽管效果并不理想,但由于又有了助听器,小荣星却很高兴。

    由于有熟人出面,这部“二手机”至今还有7000多元钱没有付清。蔡新华夫妇原本指望等赔偿款一到手,就把欠款还上,然后再给孩子配个新的助听器。可由于迟迟找不到齐兵,案子的执行暂被中止。蔡新华告诉记者,她不知道这一等究竟还要多久。对于她来说,现在唯一能做的,就是每天训练迟荣星“读”口型,练唇语。

    感动无声世界里的舞蹈

    “姆妈……妈……我第……一……呀……”

    记者在迟荣星的舞蹈课上见到了她。

    老师刚宣布完下课,迟荣星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立刻去换衣服,而是举着两张获奖证书连蹦带跳地冲到蔡新华面前,把其中一张证书举到她眼前,得意地歪着脑袋看着妈妈。这是一张“新疆舞蹈家协会第五届全疆少儿舞蹈大赛”一等奖的获奖证书,也是她所有参赛活动中,第一次获得“第一”的证书。

    蔡新华告诉记者,在迟荣星5岁时,一个偶然的机会,自己就发现她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,尤其对舞蹈非常感兴趣。为了发掘孩子的潜力,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送孩子去学舞蹈。尽管很多人对此很不理解,一个聋儿,连音乐都听不到,怎么可能练习舞蹈呢?但蔡新华却并没有放弃。

    带着女儿,她辗转了数十家舞蹈训练班,但都被人婉言谢绝了。2003年,蔡新华终于遇到了一位老师,她答应可以让迟荣星来“试试”。这一试,就是5年的时间。

    仅仅学习了两年,在2005年2月,迟荣星便前往北京参加中、日、韩三国少儿舞蹈大赛,并获得了一枚铜奖;同年7月上旬,又荣获“全国少儿舞蹈大赛暨新疆第四届少儿舞蹈大赛银奖和特别表演奖”;7月中旬参加“全国义演人才推选赛”,获得新疆赛区银奖;8月荣获“全国义演首届人才推选赛优秀奖”;2006年2月,她到桂林参加“国际青少年艺术中国赛区比赛”,荣获金奖,并在当年7月中旬应邀去澳大利亚参加“CSTD国际青少年舞蹈比赛”。

    通过蔡新华的“翻译”,小姑娘腼腆地低下头,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告诉记者跳舞“累……”,但很“好……”

    蔡新华摸着女儿的头,笑着说:“现在得奖了,她说‘好’。当初因为练基本功,她可没少掉泪。我就慢慢哄着她练。每拿一次奖,我就告诉她,你拿的不是最好的那个奖,所以不能骄傲,只有第一才是最好的。所以你看她拿了这个第一比拿国际上的奖还高兴呢!”

    看着妈妈和记者的交谈,小荣星睁着大眼睛好奇地望着妈妈。

    “妈-妈-在-和-阿-姨-说-你-哭-鼻-子-的-事-情-”蔡新华笑着用手语逗女儿。“听到”妈妈的话,小荣星不好意思地把头埋进妈妈的怀里。

    刘敬是迟荣星所在舞蹈班的任课老师。她告诉记者,自己是2004年时接手这个班的。当时听说班里有个聋儿在练习舞蹈,感觉很“吃惊”。“听不见音乐,靠什么来把握节奏?”这是她最初的反映。可后来,她的顾虑和疑问被全部打消了。

    “很刻苦、悟性好”。刘老师告诉记者,在她的印象里,几年来,迟荣星上课几乎没有请过假。而且每次训练时,她的妈妈总会坐在一旁不停地给女儿“暗示”,并在回去以后,继续帮助迟荣星“温故知新”。所以,每次学完新动作,老师总会选迟荣星来示范,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确做的很好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“鼓励她”。

     班主任洪国慧告诉记者,在一年级班里,共有15名学生,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后天失聪。全班只有3个孩子在配备了专门的语音接收器后,才能有微弱的听力。迟荣星就是其中一个,也是听力最弱的一个。在老师眼里,班长迟荣星是个做事认真负责又非常刻苦的孩子。

        采访结束时,迟荣星的一个同学用手示意记者,这时记者才看见,在班里后墙上张贴着一个小红花的评比栏。迟荣星的名字排在第一位,她的红花数量也最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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